陶铸给上级反映情况，让罗瑞卿处理，熊伯涛压力大：让我调查一下

新中国一建立，公安队伍就组建起来了。罗瑞卿大将军挑起了司令员和政委两副担子，李天焕呢，则做了副政委。副司令的位置，归了程世才。欧阳毅和李逸民，一个当政治部主任，一个当副主任。再看参谋长这边，正的是吴烈，副的是熊伯涛。他们每个人，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任务。

罗瑞卿是个大忙人，他既要管公安部队的大事，还得当公安部部长。他的活儿特别多，所以好多具体的事儿，都是交给副司令、副政委，还有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头头们去处理的。

1953年，有个人从深圳偷跑到香港去，边防的士兵就开了枪，结果有人受伤还有人死了。这事儿边防军没直接跟公安部队说，可能是跟地方上讲了。中南局的大书记陶铸知道了，他就把情况告诉给了中央的领导。然后，上面就让罗瑞卿去处理这个事儿了。

公安部门的高层开了个会，罗瑞卿问在座的各位，这事儿你们有没有听说。负责守边疆那块儿的熊伯涛摇了摇头，说他还蒙在鼓里呢。罗司令一听，火了，说你这直接管的都不知道，中央的大领导们都晓得了，你这工作是怎么搞的？今天，无论如何得把自我反省的材料写出来，交上去。

熊伯涛说，他愿意进行反思，不过得先弄明白事情的具体情况。身为负责管理的领导，他现在还是一头雾水，必须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搞个清楚。罗瑞卿直言不讳，说熊伯涛太书生气了，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哪能有半点虚假。这时，李逸民站了出来，提议道：要是真要反思，那咱们大伙一块儿来，先瞅瞅到底是哪种人闹出的事儿。要是反革命分子，咱们没必要自责；要是好人受了委屈，那咱们再考虑反省的事儿。

可能他们心里清楚，新中国这才刚站稳脚跟，土改之后农民的生活都有了起色，谁会没事找事干这种事？莫非是敌特在搞鬼？

总而言之，熊伯涛得写份检讨，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了。

打从熊伯涛进军营那天起，他就没动过笔写检讨，他挺憋屈地说：“我这辈子就没消停过！”罗瑞卿安慰他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这是头一遭，以后说不定还有第二回、第三回呢。谁也不敢打包票自己的工作永远不出差错。”

会议进行中，罗瑞卿直接抛出问题：咱们的部队咋就动枪了呢？

一讲出来才发现，这事儿跟他有直接关联。副政委李天焕提及，以前有过规定，如果有人往外逃，警告三次还不回应，就可以开枪。这规定是边防条例里写的，还是你给批的。罗瑞卿拿过文件瞧了瞧，说：“这样的条例，当时咋没好好琢磨琢磨呢，我也没注意到。这条得作废。往后碰到大问题，我一定得参加会议。”

查清楚之后，发现被边防战士击毙的是假冒的区长那一伙人。这事儿呢，就算是他们正常执行任务，没啥大问题。写份报告递上去，事儿就算完了。